数字信息技术催生出一个双向互动、碎片化、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场域，重塑了新闻生产的全流程，打破了以主流媒体为主导的信息传播秩序与规范，影响着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的地位和优势。如何加强主流媒体在新闻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媒体舆论引导的枢纽作用，是研究新闻传播业变迁和媒体深度融合的核心目标。

　　在国家政策话语层面，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已成为战略层面的重要使命。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十年来，我国主流媒体持续探索数字化转型，拥抱新技术、进军主阵地，在融合化生产、移动化传播、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提到“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意味着主流媒体要更加紧密拥抱新传播技术，生产传播更加适配互联网主阵地，评价体系以流量和效果说话，打造真正有利于巩固和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的媒体运营体制机制。

　　上海作为我国传媒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在主流媒体融合转型及改革方面积极探索、创新实践，且长期保持引领态势。笔者以上海报业集团旗下上观新闻、澎湃新闻、界面财联社，以及上海广播电视台为例，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上海实践与经验进行总结，并从宏观、中观与微观维度对上海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影响因素与生态特点进行分析。

　　一、系统论视角下主流媒体的融合改革

　　“系统”由两个及以上要素构成，各要素之间相对独立且相互联系。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C·哈林指出，“系统”在本质上是“一组相互关联的元素”。系统论是研究系统或子系统发展规律的理论，重点是理解要素之间的关系模式。该理论认为，各要素在数量上存在一定的关联，在空间上也存在位置排列关系。从社会结构上，社会系统可以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要素，三者构成社会系统的三大领域。不同领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人的活动与信息的流动使各领域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作用，促进了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

　　按照社会系统论的观点，研究一个系统的要素时，要研究该系统中的“交流（传播）”。从社会系统的视角出发，媒介组织处在复杂的场域当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主体作为行动者对媒介组织的活动产生影响，媒介作为“中介”将各个社会要素连接起来，推动诸行动者之间进行互动；从中观视角来看，媒介组织之间相互影响，存在竞争、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单就媒介组织来说，其内部的运作和管理同样需要多要素的共同作用，如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对从业者的考核评价机制等。

　　媒介系统是自组织的，这种自组织性是在因变基础上的自变。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等外部系统是媒体系统的因变因素，媒介系统本身是自变因素。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媒介组织需要进行自我重组和变革，以适应整个社会系统的更新，同时保证自身能够与其他子系统进行良好的互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这是系统观念在新闻舆论工作领域应用的具体体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也同样是从“系统性”出发，对主流媒体发展提出的整体性要求。

　　随着传播技术的变革，新闻业正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不仅出现了形态各异的媒介形态，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媒介丛林”还深度嵌入了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个体的信息生活中。德国传播学者赫普判断，当下社会已迈入深度媒介化时代。社会的深度媒介化意味着媒介将各种社会要素进行再组织，媒介在社会系统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这种社会背景下，以系统观的视角研究媒体发展变革更显必要。

　　自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出以来，部分学者围绕其内涵、机制、策略等进行解读，主要聚焦三方面议题。其一是从系统论视角出发，重视媒体变革中的全要素参与，体现对媒体变革中各系统要素间关系的思考。系统性变革需要重新调整人才、技术、资金等各要素的关系，实现各环节、全要素的系统集成。其二则是关注体制机制在变革中的关键性作用。系统性变革需要将破除深层体制障碍作为攻坚任务，以顶层设计、制度保障等维度的持续制度创新为媒体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其三则是关注技术与平台对媒体变革的驱动。媒体要在“大融合”思路下建设好自主可控平台，抓住数智技术应用场景的关键机遇，通过重建流程、重组架构、重构生态，推动其在全面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实现网络化生存和智能化革命。

　　总体上，关于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探讨中，“系统性”理论的运用尚待加强。本文尝试基于系统论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影响上海主流媒体变革的深层动因进行分析，以期从媒体实践和环境动因的互动关系上提供启示。

　　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上海实践与创新

　　过去十余年，上海报业集团、上海广播电视台在全媒体新闻生产、新闻客户端建设等方面持续探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两大集团及旗下优势媒体出台了一系列系统性变革的方案和举措，力求在新形势、新挑战下把握新机遇、探索新变革。

　　1．以互联网思维重构生产流程，提升传播效能。互联网是互动性的、系统性的、数字化的，它将过去相对割裂的、局部的、分散的社会资源，通过互联互通形成了新格局。因此，互联网思维也需结合这一特点，突破惯有的碎片化、延伸性思维的局限。媒体在进行改革时，要以系统性视角强化互联网思维。

　　主流媒体要运用互联网思维搭建系统性框架，由“破”而“立”。澎湃新闻作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闻客户端，截至2025年3月，累计下载用户已超2.8亿，每日全网阅读量超过4.5亿，其内容传播力与品牌影响力在国内新型主流媒体中居于领先地位。2025年年初，澎湃新闻启动自上线以来最大规模的优化调整，对工作机制进行重构，不仅将互联网思维应用到内容的生产与分发当中，更贯穿于对管理架构与考评体系的再优化，对媒体认知的再深化以及对企业运行内核的再重构。

　　对主流媒体来说，融合变革的本质是对旧有社会生产关系的迭代重塑。要进行能够触及本质的变革，就需要从理念层面进行升级。如何有效建立互联网思维？业界也有共识，就是不能简单地将内容从传统媒介迁移到互联网平台，而要真正将互联网作为主阵地，以互联网新生代人群作为主要传播对象，用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将其真正贯彻到新闻采集、生产、分发、反馈的全流程中。

　　上观新闻客户端的融合改革始终以移动化的方式重构采编流程。成立以来，其追求深度融合、整体转型，实现了采编人员一体化，同时面对解放日报和上观新闻APP两个平台进行内容生产运作，持续探索融媒体报道新路径。2025年1月1日，上观新闻客户端更新，统一技术底座、编辑规范和前端呈现，由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三家媒体共建、共享、共用，建立24×7×365全流程响应机制和中台统一管理的24小时编辑链。这一做法，在客户端的数量上做减法、影响力上做加法，凸显了主流媒体向原创优质内容、特色内容、视频内容倾斜的资源配置要求。减少一般性报道产量，有利于做强优势主流产品产能、做大自有平台的产销。仅元旦期间，新“上观”日均发稿量达448篇，日均原创发稿量达224篇，较去年同比增长165%和373%，发布的原创短视频日均数量较2024年12月增长210%，改革效果初步显现。

　　主流媒体将互联网思维作为主导性思维，需要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调整”，在新闻生产流程的再造中真正实现主力军向主阵地的转战。

　　2．以“流量”和“效果”评价传播力，兼顾品质与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这是对党领导的新闻舆论工作总体传播效果的要求。2024年8月，中宣部统一部署，对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启动全媒体生产传播效果的综合评价，探索构建导向正确、标准科学、数据真实、评价客观的评价体系。新型评价体系要求媒体更加颗粒化、精细化地研究内容的影响力，对有影响力的内容加大投入，对无效内容进行削减。

　　新型评价体系注重以“流量”和“效果”说话。没有流量、没有效果就要被淘汰，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高流量”建立在“好内容”的基础上。2024年，澎湃新闻推出由时政、服务、深度、监督四大板块组成的内容战略，上线“时政湃”“服务湃”和深度频道，以满足用户多样的内容需求。2025年，澎湃新闻再次推动内容层面的深度“供给侧改革”，内容取向从“大而全”转向“专精深”：将内容采编中心压缩为6个，并推出24个品牌工作室集群，组建更多扁平化、垂直化的IP工作室，同时将AI技术嵌入新闻生产流程当中。这些举措体现出澎湃新闻在内容运营上的精细化转向，在夯实主流媒体内容核心竞争力上的深度运营变革。

　　专业、垂直、服务同样是深挖内容价值的重要路径。界面财联社专注为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信息服务，对市场作出快速反应，生产原创或整合发布商业报道，开展垂类服务，具有很强的市场效应。这使其角色和功能不再仅仅局限于新闻媒体，而是成为将新闻转化为产品、将报道与服务交易相结合的特色新媒体。

　　除了生产优质内容，主流媒体更要重视舆论宣传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做到了这一点，群众会满意，该报道就是正面报道，因为传播效果是正面的。上海广播电视台实行改革，推动“为播出服务”转向“为传播服务”，推动优质内容更加精准、高效地触达用户，通过传播赋能内容生产，基于用户需求，提前介入、主动策划。归根结底，报道是否让群众满意，是否产生正面效果，这是衡量媒体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3．“尽其才”“尽其用”，探索全新运作机制，重构资源配置体系。构建适配系统性变革的主流媒体运行机制和保障体制，需要真正建立适应全媒体时代的组织领导机制、运行管理机制和保障机制，建立健全遵循全媒体生产传播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为此，需要在体制机制与人才资源等各方面提供有力支撑，需要各环节、全要素的整体性改革推进。

　　2024年9月，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改革发展大会上，由东方卫视中心、纪录片中心、融媒体中心整合而成立的新的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揭牌；同时，四个电视频道和四套广播频率有序关停，大力压减40%的传统频道频率。上海广播电视台把“文化兴台”作为改革的关键点，重点改革内容创作投入机制，全面推行面向市场的制作人管理制度。通过此次变革，上海广播电视台汇聚机构资源于优质内容与品牌栏目中，有力推动了媒体机构的转型升级。

　　媒体要建立相应的人才激励机制，以留住优质人才、激发创新活力。当前，许多媒体面临人才供给不足、人才流失的状况。一方面，媒体融合过程中对新闻从业者的创新思维、传播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大量媒体从业者向其他行业流动，造成主流媒体人才缺失的窘境。建立更有效的激励与保障机制，激发从业者的工作活力，“尽其才”“尽其用”，也是主流媒体迫在眉睫的改革目标。为此，上海广播电视台深入实施人才计划，提升员工队伍全媒体素养、跨平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探索建立融媒人才培养机制，支持记者、导演和播音主持等人才依托台（集团）自主平台打造融媒个性品牌。同时，深化人才绩效评价改革，探索试点干部人才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干部从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推行面向市场的绩效评价和考核管理制度。

　　在评价体系上，上海报业集团统一建设基础数据平台，利用数据模型构建全媒体、全端口、全形态的数据获取和分析系统，以综合评估改革成效，优化调整资源配置。正如澎湃新闻采取的措施：搭建智能评价系统，对各级管理人员和采编人员的数字绩效画像；实行浮动考核制，强化对各级管理人员日常考核奖惩，根据年度考核进行动态优化；细化月度总编辑奖、年度新闻奖、工作室考核等，科学化设定和实施奖惩机制。

　　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推进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深层力量，具有战略性意义。只有从体制机制这个“根”上推动媒体的转型升级，才能从根本上为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注入源头活水。

　　三、上海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环境因素与生态特点

　　主流媒体融合转型，离不开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更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政策及财政支持。回顾过去十余年上海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以及当下的系统性变革，我们可以从各类外部元素给上海媒体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掣肘、上海各类媒体之间的竞合发展，以及各类元素的重组与变动带来的媒体系统内部变革三个方面探讨上海主流媒体发展的环境动因。

　　1．宏观：上海媒体变革的环境因素与政策支持。上海强劲稳健的经济发展势头为传媒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发达的市场经济为传媒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良好的政策体系为上海传媒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上海市政府积极推动传媒业作为城市品牌建设的一部分，推出了一系列促进传媒业发展的政策。202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上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四五”规划》，指出“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打造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重点构建同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相匹配的财经、科技、民生全媒体矩阵”。2024年11月，上海市发布《上海市关于支持高新视听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促进上海市高新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提出要设立高新视听产业发展资金，推动三年内实现3个以上电视频道采取4K超高清方式播出等，打响“上海视听”品牌。

　　上海报业集团创办后，上海每年为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注入500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两大报社的品牌拓展和传播运营工作；市宣传文化专项资金也安排预算支持各主要报纸发展新媒体、扶持外宣媒体和具有文化影响力的报刊。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政务公开情况，“上海报业重点新闻宣传项目补贴”资金近年来分别为8305万元（2020年）、7000万元（2021年）和5600万元（2022年）。2023年以来，上海市“主流媒体及对外宣传补贴”专项资金投入分别为45281.2万元（2023年）与75260.8万元（2024年）。

　　从时间维度看，上海传媒业的市场化起步早、观念深、动力足。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传媒业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媒介产品不断创新，广告成为传媒收入的核心来源。随着市场化加深，大量资本进入传媒业，形成了传媒与房地产、金融、消费品等行业资本深度交织的局面。从空间维度看，丰富的广告资源为传媒业提供了稳定而多样的收入来源，多样化的受众需求为传媒业的内容生产和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政策支持为传媒业的改革和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背书。市场与政策“双管齐下”，共同为上海传媒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动因，也为上海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条件。

　　2．中观：报业广电媒体之间的差异定位和竞合发展。长期以来，我国传媒业具有“事业性质、企业化运作”的双重属性。作为事业单位，以党性原则和公共利益为根本价值；作为企业，又要扩大收入、自负盈亏。媒体同时承担“党的喉舌”的政治属性与“市场主体”的经济属性，这种制度性张力构成了媒体间竞合关系的结构性基础。

　　从政治传播使命看，作为党的宣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行政区域的主流媒体间存在差异互补、有序竞争的关系。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要“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为区域主流媒体协同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指明方向。

　　在上海，报业集团主攻时政报道、舆论监督、思想引领，文广集团主攻视听新闻、有线网络和国际传播。财经媒体的运营特色上，上报集团旗下的界面财联社专注资本市场、科创企业的资讯服务，文广集团旗下的第一财经侧重电视、广播、报刊等全媒体内容生产和综合财经报道，两家传媒集团既有业务重叠、更有各自特色。

　　《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24）》显示，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体的经营结构正发生改变，报刊行业收入正逐步从传统的发行收入、版面广告收入向发行收入、版面与数字广告收入、多元化经营收入等多重收入结构转变。上海两家集团重视市场化运营，在收入模式和产业拓展上各有所长。由上海文广集团旗下东方明珠地产业务单元所投资开发的音视频产业集聚区“东方智媒城”，提供包括超高清视听创制、版权服务及创新投融资等在内的一站式服务，并与百度签约，共同建设“文心大模型（上海）数据生态中心”。上报集团旗下的澎湃新闻也将经营板块整合为“澎湃在线”和“派生万物”两个独立责任主体。一方面，在主营业务上分流调整非盈利板块，归并创新低盈利业务，并增加营销创意、大型项目等整体服务能力；另一方面，依托由技术团队新组建的派生万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赋能媒体、政企机构的智能化升级和机制优化，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随着智媒技术的发展，上海传媒业也在应用场景的探索中寻找新的商业变现路径，并在新赛道竞争中逐步改变原有的媒体生态链。例如，2024年3月，界面财联社发布了国内首个千亿参数多模态金融大模型——“财跃F1金融大模型”，既能够实现新闻生产效率的提升，也能够赋能金融行业，在提供金融资讯、投资研究支持、提高审核效率等多个应用场景发挥作用。2025年2月，界面财联社旗下财跃星辰开发的智能体“AI小财神”上线，可以帮助用户实现AI数据挖掘、AI对话、AI热点信息解读等功能。

　　3．微观：媒介组织内部的机制探索与文化激活。媒介组织的运行需要其内部各个元素的相互作用与高效协调。在这一轮推进系统性变革的进程中，上海报业集团、上海文广集团均在报刊、频率、频道的“供给侧改革”上继续加大力度，且结合各自情况在内部组织架构调整、扁平化管理上积极行动，以增强生产效率、提升传播效果、增强自身竞争力。

　　2024年9月，上海广播电视台（集团）发布《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解放思想 系统变革 追求卓越 全力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技术创新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全媒体集团行动方案》，压减40%的传统频道频率；10月，发布“2025东方卫视焕新计划”，对旗下东方卫视的版面、节目与视听呈现进行了调整。

　　2024年11月，上海报业集团宣布深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其中，一些改革举措既有胆识也有定力：新闻晨报社停办周到客户端，东方网停办东方新闻客户端和翱翔新闻客户端，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分别强化“时政”“人文”“民生”的定位，经营向“新闻+政务服务商务”全案服务运营模式转变，通过全案服务闭环增加切实营收等。

　　集团层面的机制探索和文化激活，需要旗下媒体的高效改革与协调跟进，从而激发整体的活力和动能。例如，变革后的新“上观”由三家媒体共建、共享、共用，坚持“人员隶属关系不变、指挥体系不变、发稿审稿流程不变”的原则，使集团内部的三大报刊在新“上观”这一平台上同台竞技，形成竞争态势；采取最大规模优化调整后的澎湃新闻，通过内容垂类化、管理扁平化、评价数据化、运营实效化，进一步优化自建客户端和互联网平台账号运营之间的竞合关系。特别是优化垂类IP工作室运营，为工作室主理人开放更多的选题自主权、资源调配权，调动主理人统筹生产、审发、传播、运营的积极性、能动性，从而最大程度激发从业者的创造力。

　　四、结    语

　　“系统性变革”对于主流媒体来说，既是重要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作为一场触及本质的深层次变革，其为主流媒体的最新发展指明了目标与方向，并从机制、体制层面为媒体转型升级提出了战略任务；同时，也要求经历了十年融合转型的媒体对自身实践与发展现状进行全面检视，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加快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的组织变革，切实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与公信力。

　　上海传媒业的转型和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持续探索基础上形成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引领态势。不论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有序关停部分电视频道和广播频率，还是澎湃新闻推出的优化调整策略，都是主流媒体面对新传播环境积极进行变革采取的重要举措，可以为我国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提供有益借鉴。

　　诚然，上海媒体的改革实践很难说是一种上海模式，但其实践背后的一些内在规律和变革方向却有普遍启示意义：政策支持和资本助力，为媒体变革打下坚实基础；敢于行动和稳步推进，为媒体转型持续注入活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为媒体发展增强可持续保障；创新思维和务实风格，为媒体改革的系统推进提供了核心动力。

　　各地域、各层级的主流媒体，都需要结合自身定位与实际发展状况制定因地制宜的发展规划。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是具有系统性、前瞻性的，也是具有战略性、挑战性的。如何乘上系统性变革的“东风”，推动业务和组织转型在攻坚克难中再迎“春风”？主流媒体必须在“寒风”中找到各自的“风口”。

　　作者张志安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全媒体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宇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李楠